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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今年7月22日，公安部開始“獵狐2014”緝捕專項行動以來，已從40餘個國家和地區緝捕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180名。
　　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表示，中國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種方式，最主要的是引渡，其他三種替代手段：遣返、異地追訴、勸返。
　　引渡易受政治影響
　　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。截至今年7月底，中國已與38個國家締結雙邊引渡條約，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。不過，國際引渡合作面臨很多限制。
　　在沒有引渡條約時，“我們可以援引多邊公約來開展引渡合作。”黃風介紹，比如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雙邊引渡條約尚未生效，和加拿大之間沒有引渡條約，但三個國家都是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》成員，“這些公約裡面也有引渡條款，中國可以援引國際公約的引渡條款開展合作。”但國際引渡合作，面臨很多限制，比如政治犯罪例外原則、死刑不引渡原則，等等。
　　勸返更加高效
　　由於在引渡經濟犯罪嫌疑人時，往往面臨政治、司法等障礙，就產生了一些替代措施，主要有遣返、異地追訴等。專家稱，引渡、遣返、異地追訴等形式，其處理時間長、手續繁瑣，而且面臨很多限制；相比之下，勸返則更加高效。
　　2007年8月，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做出一審判決，以受賄罪判處胡星無期徒刑。胡星受賄金額高達4000多萬，案發後外逃，卻沒有被判處死刑，這主要是因為，法庭認定胡星具有自首情節並有悔罪表現，依法應當從輕處罰。
　　胡星的自首情節，是因為其在外逃過程中接受了我國辦案人員的勸返。胡星案發後潛逃新加坡。2007年2月17日，雲南省公安機關專案組趕赴新加坡開展工作，在胡星居住的酒店咖啡廳與胡星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，說服其回國投案。最終胡星接受了專案組人員的勸說，自願回國接受審判。
　　在黃風看來，“勸返”有一舉三得的效果。對於辦理案件的司法機關來說，勸返成功就意味著追逃目的已經實現；對於逃犯躲藏地國家來說，外國逃犯自願回國接受審判，既有利於節省為開展國際合作或者國內法律程序而需花費的資源，又有利於本國的秩序和安全。
　　已發出160個紅色通緝令
　　在海外追逃時，可以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佈要犯通報。要犯通報有多種，其中紅色通緝令最接近於“國際逮捕令”。國際刑警組織針對中國籍嫌疑人發佈的紅色通緝令已有160個。
　　這些被通報的人員中，包括有組織犯罪、黑社會組織等犯罪嫌疑人，也包括詐騙、貪污腐敗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。其中，河北省原省委書記程維高之子程慕陽便名列其中。通緝令顯示，程慕陽1969年出生於江蘇常州，身高1.77米，被指控“利用職務之便，侵吞、竊取、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國有資產，構成貪污犯罪。隱匿、轉移、收購或者充當代理人，賣出明知是通過犯罪所得的財物”。
　　媒體公開報道顯示，程慕陽幫助程維高秘書李真轉移贓款和勾結他人共同貪污國家資產535萬元。2000年9月4日，程慕陽離港外逃前往加拿大，至今仍未被抓捕歸案。
　　協助國可分享被沒收資產
　　對於被沒收資產的處置，分享是國際慣例。美國、歐盟、日本、新加坡等都與其他國家簽署了類似協議。在美國，分享被沒收資產的比例取決於美國司法機構在執法合作中做出的“貢獻”——重大協助分享比例為50%至80%，較大協助分享比例為40%至50%，提供便利分享比例通常在40%以下。
　　黃風介紹說，澳大利亞《犯罪收益追繳法》中有“資產分享”的規定，根據該法規，在幫助其他國家成功追繳資產後，澳方有權對被沒收的資產實行分享。不過，澳大利亞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被沒收資產的分享比例。黃風說，關於被沒收資產的處置，中國此前沒有分享機制，現在也在慢慢改變。“我國禁毒法已經明確規定，可以和外國分享被沒收的資產。去年我國和加拿大簽訂了受益追繳和分享的協議。”
　　黃風強調，合作追贓，將考驗中國的取證能力。“比如說，如果贓款是通過洗錢方式轉移到國外，那麼首先就要確認這些贓款是犯罪所得，而且是發生在中國的商業犯罪。這些材料需要中方提供。”黃風表示，如果不提供這些材料，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已經在澳大利亞購置了房產，按照澳大利亞法律做了房產登記，澳方就會認為這些資產是合法所得，就不能隨便沒收。只有中方提供證據，證明外逃嫌疑人購置房產的資金來源於違法犯罪行為，澳方纔能採取法律措施。
　　據《新京報》　　（原標題：中國海外追逃 他國協助可“分成”）